可她不能说姐姐的事。那是私事,是家事,是伤口。
比如……农民工。她换了个例子,他们从农村到城市打工,收入可能增加了,但住在工棚里,和家人分开,孩子变成留守儿童……
她说得很慢,每个字都斟酌着音,尽量去掉乡音。但说到留守儿童时,那个守字还是不自觉地翘舌不够,变成了平舌。
她看见刘薇的眉头极轻微地动了一下,不是嘲笑,更像是一种无意识的反应——就像听到某个音错误时,耳朵会自动捕捉到。
脸又开始热。
这个例子很好。张教授点点头,流动带来的不仅是经济地位的变化,还有家庭结构、社会关系的重塑。这些都需要代价。
王蓉松了口气,但那种紧绷感还在。
讨论继续。大家开始争论流动的公平性、制度的屏障、个体的能动性。术语越来越多,语越来越快。王蓉听着,渐渐又跟不上了。
她听到结构性障碍、机会不平等、再生产机制……这些词像一堵墙,把她隔在外面。她能理解大致意思——就是有些东西让人很难往上走——但具体的理论脉络、学术争论,她完全摸不着头脑。
有一次,李想提到一个社会学家的名字:就像布迪厄说的,文化资本……
王蓉不知道布迪厄是谁。
她低下头,在笔记本上写下这个名字,然后在旁边打了个问号。笔记本的这一页已经写满了:一些零碎的词,一些画了又划掉的箭头,几个大大的问号。
讨论进行到一半时,生了一件事。
刘薇在阐述一个观点时,用了话语权这个词。她说:底层群体往往缺乏话语权,他们的经验很难进入主流叙事……
王蓉心里猛地一震。
话语权。这个词她第一次听到,但瞬间就懂了。姐姐王玲没有话语权——她甚至不说话。村里的女人们没有话语权——她们的故事只在灶台边、溪水旁、田埂上私下流传,从来不会被写进书里,不会被拿到这样的圆桌上讨论。
她想说点什么。关于沉默,关于失语,关于那些被淹没的声音。
可当她张开嘴,却现不知道从何说起。她缺乏工具——缺乏那些能把个人经验提炼成普遍观点的理论工具,缺乏那种流畅、自信的表达方式,甚至缺乏把乡音完全藏起来的语言能力。
话堵在喉咙里,变成一阵轻微的咳嗽。
陈露递给她一张纸巾。王蓉接过,擦了擦嘴角,摇摇头表示没事。
但有事。她心里知道。
接下来的时间里,她再也没有言。只是听着,记着,偶尔点头。圆形桌的讨论像一场球赛,观点被抛来抛去,术语在空中碰撞。她是场边的观众,看得见球,听得见呐喊,但脚像钉在地上,一步也迈不进去。
讨论结束时,张教授做了总结。他提到每个人的言,包括王蓉那句流动不一定是好事。他说:王蓉同学提醒了我们,流动研究不能只看数据,要看人的真实感受。这是很重要的人文视角。
这话是肯定,但王蓉听出了其中的区别——别人被肯定的是观点清晰、论证有力、理论扎实,而她被肯定的,是一种视角,一种感受。
好像她的价值,只在于提供了某种原始的、感性的材料,而不是理性的分析。
大家开始收拾东西。陈露拍拍她的肩:你说得挺好的呀,那个例子很打动人。
刘薇也说:对,农民工的例子特别真实。
她们是善意的。王蓉知道。但那种善意里,有一种不自觉的俯视——像城里人对乡下人的那种你很淳朴的夸奖。
走出讨论室,傍晚的阳光斜照进走廊。同学们三三两两地散去,还在继续讨论着刚才的话题。王蓉独自走在后面,背包里的那袋土随着脚步轻轻晃动。
她忽然想起小时候,有一次跟姐姐去采蘑菇。雨后山林里,蘑菇很多,但她们只认得几种能吃的。姐姐教她:颜色太鲜艳的不能要,有奇怪味道的不能要,长在脏地方的不能要。
那时候她觉得,辨认蘑菇是件很难的事。但现在她明白了,更难的是辨认这个世界的规则:哪些话能说,哪些话不能说;哪些感受值得被讨论,哪些只能藏在心里;哪种音是正确的,哪种会引来窃笑。
图书馆的书、课堂上的术语、讨论室里的观点,就像山林里那些她不认识的蘑菇——数量庞大,形态各异,有些看起来很美,但可能有毒;有些其貌不扬,却是救命的口粮。
而她,才刚刚走进这片山林,手里只有一小袋从家乡带来的土,和一双还不懂得分辨的眼睛。
走廊尽头,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。影子在地砖上移动,经过一扇扇紧闭的门,经过墙上的公告栏,经过那些印着学术讲座海报的玻璃橱窗。
王蓉停下脚步,从背包侧兜里摸出那袋土。碎布袋在手心里,温热,沉重。
她捏了捏。
沙沙,沙沙。
那声音说:别急。慢慢来。姐姐用了十几年才学会沉默,你要学会说话,也需要时间。
她把土袋放回去,继续往前走。前方,图书馆的轮廓在暮色中渐渐清晰。
笔记本里,那个关于话语权的词,她还没有查。但这个词已经像一颗种子,掉进了心里那片从家乡带来的土壤里。
虽然现在她还说不出什么,虽然讨论时她还是失语。但至少,她听见了那个词。
听见,是开始说话的第一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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