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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65章 李秀莲的末路（第1页）

秋末的风带着凉意，吹得队部墙上“抓革命促生产”的标语边角卷起，露出下面斑驳的土墙。聂红玉抱着刚整理好的炊事班台账，正准备去公社报备，远远就看见二队的王婶攥着个布票本，气冲冲地往队部走，身后跟着几个妇女，个个脸色都不好看，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。

“红玉！你可算来了！你得给我们评评理！”王婶一看见聂红玉，就快步迎上来，布票本“啪”地拍在聂红玉手里的台账上，蓝色封皮上印的“年度布票登记本”几个字都被拍得皱，“这个月的布票，我家该领三尺，李秀莲只给了两尺，说公社批的量少了！可我问了三队的刘婶，她家领够了！你说她是不是私吞了？”

聂红玉心里“咯噔”一下——每年秋末的冬衣布票，是社员们最盼的东西，一尺布票能做半件单衣，三尺正好够做件小孩棉袄。今年公社按人头批了每人三尺布票，全队两百多人，总共六百多尺，怎么会少？她赶紧翻开王婶的布票本，上面用红笔写着“年o月，领布票尺，经办人：李秀莲”，旁边的公社批文复印件上明明写着“王婶家口人，应领尺”，显然是少了。

“王婶，您别慌，咱们先问问其他社员，看看是不是都少了。”聂红玉把台账放在旁边的石桌上，跟着王婶去找其他妇女——张大妈说自家少了尺，李婶少了尺，连平时不爱说话的二队赵婶，都红着眼圈说“我家狗蛋等着布票做棉袄，现在只给了尺，咋做？”算下来，至少有十几户人家的布票少了，加起来得有二十多尺，这可不是小数目。

“肯定是李秀莲私吞了！”张大妈气得攥紧了拳头，“前几天我还看见她去供销社扯布，说是给她儿子做新棉袄，当时我就觉得不对劲，她家里哪来那么多布票？”李大叔也凑过来，手里拿着队部的布票放台账复印件：“你们看，这台账上写着‘总放o尺’，可公社批的是o尺，少了o尺！签字的是李秀莲，她肯定没说实话！”

聂红玉接过复印件，上面的字迹歪歪扭扭，“o尺”被人用墨汁涂改成了“o尺”，边缘还能看出原来的数字痕迹。她心里清楚，这事必须报公社，不然不仅社员们寒心，以后队里的物资放都没公正。

当天下午，聂红玉就和张云生一起去了公社，把布票短缺的事跟汤书记说了，还带了社员们的布票本和涂改的台账复印件。汤书记皱着眉翻了翻材料，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：“这李秀莲，太不像话了！布票是社员们的救命票，她也敢私吞！明天我带人去你们队，一定要查清楚！”

消息传回生产队，李秀莲当天晚上就慌了。她偷偷把藏在床板下的布票拿出来，用红纸包着，想送给钟守刚，让他帮忙说情——钟守刚虽然被暂停副队长职务，但跟公社的王干事还能说上话。可钟守刚听说后，不仅没收，还把她赶了出去：“你自己犯的错，别拉上我！上次‘割尾巴’我就差点被你连累，这次我可不管！”

李秀莲站在钟守刚家门外，冷风灌进领口，冻得她打哆嗦，心里又气又慌——她本来想着私吞点布票，给儿子做件新棉袄，再留点给自家做被套，没想到这么快就被现了。她想起平时跟聂红玉作对，每次都被聂红玉化解，现在自己落了难，连个帮忙的人都没有，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。

第二天一早，汤书记就带着王干事和两个公社干部来了。他们先找李秀莲谈话，李秀莲一开始还狡辩：“是公社批的量少了，我没私吞！台账是我写错了，不是故意改的！”可当汤书记拿出公社的批文、社员的布票本和涂改的台账，她再也说不出话，嘴唇哆嗦着，眼泪掉在衣襟上，洇湿了一大片。

“李秀莲同志，你身为大队妇女主任，本该为社员们着想，可你却私吞布票，欺骗组织，这是严重的错误！”汤书记的声音严肃，“现在给你最后机会，把私吞的布票交出来，不然就按‘贪污集体物资’处理！”李秀莲哭着从床板下拿出那包布票，打开一看，里面整整齐齐叠着o尺蓝布票，还有几尺花布票，是她特意留着给儿子做新衣服的。

公社干部当着社员们的面，把布票重新分给了短缺的人家——王婶领回了少的尺，赵婶拿到了狗蛋做棉袄的布票，张大妈捧着布票，眼圈都红了：“终于能给我家小孙子做新棉袄了！”社员们都围着汤书记道谢，只有李秀莲站在旁边，头埋得低低的，像个做错事的孩子。

当天下午，队部召开了社员大会，汤书记在会上宣布：“撤销李秀莲大队妇女主任职务，收回她的布票放权，以后队里的物资放，由聂红玉和张云生共同负责，每月公示，接受社员监督！”话音刚落，社员们都鼓起掌来，李秀莲坐在角落里，肩膀微微抖，却没敢抬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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散会后，李秀莲收拾了自己的东西——一个旧帆布包，里面装着几件打补丁的衣服，还有她儿子的旧布偶。她没跟任何人打招呼，背着包慢慢往家走，路过炊事班时，正好撞见聂红玉在给社员们分新蒸的红薯干。

“聂红玉。”李秀莲停下脚步，声音沙哑，带着点疲惫，“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我会有这么一天？”

聂红玉手里的红薯干顿了顿，转过身看着她——李秀莲的头乱糟糟的，眼睛红肿，平时挺得笔直的腰杆，现在也弯了，像老了好几岁。她递过去一块红薯干：“我不是早就知道，是你自己没守住规矩。布票是社员们的，不是私人的，你不该私吞。”

李秀莲接过红薯干，却没吃，攥在手里，指甲都快嵌进肉里：“我以前总觉得你成分不好，没资格管队里的事，总想着找你麻烦。可现在我才明白，你比我狠——你狠在能守住规矩，不管是台账还是物资，你都不偏不倚；你也比我懂规矩，知道啥该做，啥不该做。我输了，输得口服心服。”

聂红玉看着她，心里没什么快意，反而有点难受——李秀莲虽然狭隘自私，但也是个可怜人，她男人早死，一个人带孩子，日子过得不容易，只是选错了路。“你要是有困难，跟社员们说，大家能帮衬的都会帮。你儿子的棉袄要是没布，我这里还有点之前换的布票，你拿去。”

李秀莲摇摇头，把红薯干放进包里：“不用了，是我自己做错的事，该我自己承担。以后我不会再找你麻烦了，你好好管队里的事，别像我一样，丢了规矩，也丢了人心。”说完，她背着包，慢慢走了，背影在秋末的夕阳里，拉得长长的，透着股说不出的落寞。

聂红玉站在原地，手里还拿着块红薯干，心里五味杂陈。张大妈走过来，拍了拍她的肩膀：“别难受，是她自己做错了，怪不得别人。以后咱们队里有你管物资，大家都放心。”柳氏也凑过来，手里拿着个布包：“我刚才看见李秀莲走得急，把她儿子的小棉袄落在家里了，你给她送过去吧，天快冷了，孩子不能没棉袄。”

聂红玉接过布包，里面是件半旧的小棉袄，针脚还挺整齐，是李秀莲亲手缝的。她追出去，在村口的老槐树下追上了李秀莲，把布包递给她：“你儿子的棉袄，别落下了。”李秀莲接过布包，眼泪一下子掉了下来，哽咽着说：“谢谢……谢谢你，红玉。”

看着李秀莲走远，聂红玉心里松了口气——这场风波终于过去了，不仅是李秀莲的末路，也是队里“不守规矩”的末路。以后有台账盯着，有社员监督，物资放再也不会出问题了。

当天晚上，聂红玉在台账本上写下：“年o月，李秀莲私吞布票o尺，被撤销妇女主任职务，布票已重新放，后续物资放由我和张云生共同负责，每月日公示，接受社员监督。”柳氏坐在旁边纳鞋底，看着她写字，笑着说：“以后队里的事，有你管着，我放心。廷洲要是知道了，肯定也高兴。”

小石头趴在炕上，手里拿着狗蛋送的小木头人，听着妈妈和奶奶说话，突然问：“妈妈，李秀莲阿姨为什么哭了？她是不是做错事了？”聂红玉摸了摸儿子的头，认真地说：“是啊，她做错了规矩，所以要受惩罚。小石头以后也要守规矩，不能随便拿别人的东西，知道吗？”小石头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：“我知道了，妈妈，我要像你一样，守规矩。”

第二天一早，聂红玉就把物资放的新规定写在队部的黑板上：“每月日放粮票、布票等物资，提前天公示放名单和数量；放时需两人签字，一人放，一人登记；社员如有疑问，可随时查看台账，张云生和聂红玉负责解释。”社员们围过来，看着黑板上的规定，都纷纷点头：“这样好，透明！再也不怕有人私吞了！”

钟守刚路过队部，看到黑板上的规定，脸色复杂地站了一会儿，却没敢说什么——他知道，现在队里没人信他，要是再找茬，只会被社员们骂。他慢慢走回家，心里第一次有点后悔：要是当初没跟李秀莲一起找茬，现在是不是还能留在队部帮忙？

聂红玉站在黑板前，看着社员们满意的笑脸，心里满是踏实。她知道，李秀莲的末路，不是她的胜利，而是“规矩”的胜利——只有守住规矩，才能守住人心，守住家业，守住这个家。以后不管遇到什么风波，只要按规矩来，就不怕解决不了。

窗外的阳光暖烘烘的，照在黑板上的粉笔字上，也照在聂红玉的脸上。她想起沈廷洲上次来信说“提干考察快结束了，说不定年底就能接你们来部队”，心里满是希望——等沈廷洲回来，她要跟他说，队里的规矩立起来了，人心聚起来了，这个家，越来越安稳了。

晚上，聂红玉给沈廷洲写回信，把李秀莲的事、新的物资规定，还有社员们的反应都写了进去，最后写道：“廷洲，我现在终于明白，守家守业，其实就是守规矩、守人心。只要咱们都守着规矩，互相信任，再难的日子都能过好。我等着你回来，咱们一家人团聚，一起过好日子。”

油灯的火苗跳动着，把信纸上的字迹映得暖烘烘的。聂红玉知道，李秀莲的末路，是过去的结束，也是未来的开始——她会继续守着规矩，守着人心，守着这个家，等沈廷洲回来，一起迎接更好的日子。而这份坚守，会像秋末的阳光，温暖着黄土坡上的每一个人，也温暖着她和家人的未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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