而他的路,还在前方。
怀表在怀中滴答作响。
离三月之约,还有七十二天。
萧衍,等我。
前尘事了
十月初九,霜降。
忠毅侯府的书房里,炭火烧得正旺,却驱不散秋末的寒意。陈彦——或者说,沈彦——坐在书案前,正在写最后一封信。
信是给摄政王的。
“……臣离京后,侯府诸事托付管家沈忠,一应田产、铺面、俸禄皆由其打理。若臣三年未归,请殿下奏请陛下,削去臣之爵位,家产充公,以补国库……”
笔尖顿了顿,墨迹在宣纸上洇开一小团。
他换了一张纸,继续写:
“西域商路重建之事,臣已草拟章程,附于信后。关键有三:其一,于敦煌设市舶司,专司胡商课税;其二,重开玉门关互市,许汉胡通婚;其三,择诚信大商为‘皇商’,许其专营茶叶、丝绸、瓷器……”
写到这里,他停下笔,望向窗外。
庭院里,那几株新栽的兰草在秋风中微微摇曳。这是他三日前亲手种的,算是兑现了对母亲的承诺。只是不知,等他回来时,这些兰草能否熬过京城的寒冬。
“公子。”老管家沈忠端着药碗进来,眼眶还是红的,“该喝药了。”
陈彦接过药碗,一饮而尽。药很苦,苦得舌尖发麻,但他眉头都没皱一下。这半个月,太医换了几次方子,毒性算是压住了,可经脉里的那股阴寒,依旧如影随形。
“忠伯,”他放下药碗,“我走之后,府里就靠你了。”
“公子放心。”沈忠哽咽道,“老奴一定守好这个家,等公子……等公子带小姐回来。”
陈彦点点头,从怀里取出一块玉佩,递给沈忠:“若遇到难处,可持此玉佩去东宫求见摄政王。殿下……会照拂一二。”
那玉佩是摄政王前日所赠,羊脂白玉,雕着螭龙纹,背面刻着一个极小的“稷”字——那是摄政王的名字,楚稷。
沈忠双手接过,贴身藏好,还想说什么,陈彦已站起身:“时辰不早了,我该走了。”
他的行囊很简单:一个包袱,里面是几件换洗衣物;一把匕首,萧衍所赠;一块怀表,滴答走着;还有一个小木匣,装着西域各处联络点的密语和信物。
没有仆人,没有车马,他依旧是一身青衫,像个寻常的书生。
走出侯府大门时,他回头看了一眼。
“忠毅侯府”的匾额在秋阳下闪着金光,崭新,却孤独。
这一走,不知何时能回。
或许……永远回不来了。
但他必须走。
十一月十五,河西走廊。
寒风如刀,卷着沙砾刮在脸上,生疼。陈彦裹紧了身上的羊皮袄,牵着马,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戈壁上。
离开京城已一月有余。
他走的是商道,却不敢与商队同行——虽然国舅已死,通缉令已撤,但这一路上,他依然能感觉到若有若无的视线。有时是驿站里眼神闪烁的伙计,有时是路旁看似闲坐的牧民,有时是夜宿时隔壁房间轻微的响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