卿竹阮决定亲自去。她带着简单的拍摄设备,飞往云南。这是她第一次去滇西北,飞机到昆明,再转机到保山,然后坐长途汽车,最后是云歌借的越野车在山路上颠簸了六个小时。
抵达时已是傍晚。学校在独龙江边的一个缓坡上,几排平房,一个泥土操场,旗杆上的国旗在暮色中低垂。山峦在四周合围,天空被切割成不规则的深蓝色碎片,最高的雪峰还染着最后一缕金红色的夕照。
云歌和孩子们在等她。二十多个孩子,从一年级到六年级,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,有些是民族服饰,有些是城里捐的旧衣服。他们害羞但好奇地看着这个从北京来的“卿老师”。
“欢迎来到独龙江。”云歌说,“明天天气好,我们上午去山坡。”
那晚,卿竹阮住在学校的教师宿舍。条件简陋,但干净。窗外是深沉的夜色,没有城市的光污染,星星多得惊人,银河像一道发光的瀑布横跨天空。偶尔有狗叫声从远处的寨子传来,更显得寂静深重。
她想起清霁染描述过星空,但那是从病房窗户看到的、被城市灯光稀释的星空。如果小染能看到这里的星空,会说什么?
也许会说:“星星不是点,是时间的针孔。光从那里漏出来,告诉我们宇宙在呼吸。”
第二天清晨,她被鸟叫声和孩子们的嬉闹声唤醒。推开窗,晨雾正在江面上升腾,像缓慢燃烧的白色火焰。阳光从东面的山缺□□入,把雾染成粉金色。
早餐后,孩子们集合。每人背着一个小包,里面是他们的“礼物材料”:彩笔、纸张、捡来的羽毛和石头、干花、甚至有人带了一小瓶江水。
山坡不远,爬二十分钟就到。那是一片向阳的草坡,视野开阔,独龙江在脚下蜿蜒,对岸是层层梯田和散布的寨子,远处是连绵的雪山,峰顶积雪在阳光下闪耀着冷冽的白光。
孩子们散开,各自找地方。有的坐在岩石上,有的趴在草地上,有的靠着树。没有老师指令,他们自然地开始工作——画画,写字,拼贴,或者只是坐着看。
卿竹阮用相机记录,但尽量不打扰。她看到:
一个女孩用彩笔在纸上画彩虹,但她的彩虹不是弧形,是一条直线,从纸的一边到另一边。“这里的彩虹经常是完整的半圆,”女孩解释,“但今天我想画一个特别的彩虹,可以从这头走到那头,这样清霁染老师就可以走过来看看我们。”
一个男孩用石头和松针拼出一幅画:一个人形(代表清霁染)站在窗边,窗外不是城市,是雪山和江。“我把最美的光拼给她。”男孩说。
一个年纪小的孩子不会写字,就采了一把野花——黄色的小雏菊,紫色的不知名野花,绿色的蕨类叶子——放在一块平石上。“花在光里最好看,”他说,“所以送花就是送光。”
更多的孩子只是坐着,静静地看。看江面的波光,看梯田的水光,看雪山的反光,看云朵的影子在山坡上移动。
一个叫阿普的男孩(就是那个说“一个光一个词不够用”的孩子)走到卿竹阮身边,递给她一张纸。上面不是画,是一串用铅笔写的字,字迹稚嫩但认真:
“给清霁染老师:
我叫阿普,十一岁。云歌老师给我们读你的书。你说光记得黑暗忘记的东西。我不懂全部,但我懂一点:我阿公去年走了,我想他的时候,就看早晨太阳照进他常坐的藤椅。光在那里,像阿公还在。
今天的光是:江面的光像碎银子,梯田的光像绿玻璃,雪山的光像钻石,我们眼睛的光像……像心里的小太阳。
希望你在的地方也有好看的光。
阿普”
卿竹阮读着,眼泪涌上来。她蹲下,平视阿普的眼睛:“清霁染老师一定会收到的。而且她会说:阿普,谢谢你教我新的光——眼睛的光像心里的小太阳。这个说法很美,我要记下来。”
阿普害羞地笑了,跑回伙伴们中间。
活动进行了两小时。结束时,云歌让孩子们围成一圈,分享他们做了什么、看到了什么、想说什么。
一个女孩说:“我画了彩虹桥。我们独龙族传说,好人去世后会走过彩虹桥去天堂。清霁染老师一定是好人,她一定在彩虹桥上。”
一个男孩说:“我只是看云。云从雪山后面飘过来,被太阳照透,像会发光的棉花糖。我想,也许清霁染老师可以坐在这样的云上,舒服。”
最小的孩子说:“我什么都没做,但我看到了蝴蝶翅膀上的光,七彩的,会变。我看了它好久,它飞走的时候,我把那个光记在心里了。这个心里光,送给老师。”
卿竹阮听着,感到一种深沉的、几乎神圣的连接。这些山里的孩子,可能一辈子不会完全理解清霁染是谁、她经历了什么、她的艺术成就。但他们理解最核心的东西:一个人在困难中依然看光、记光、分享光的精神。他们用自己最真诚的方式回应这种精神。
光的连接超越了教育程度,超越了文化背景,甚至超越了生死。它发生在最本真的层面——生命对美的感知,对存在的确认,对连接的渴望。
下山时,夕阳开始西斜。山坡上的影子拉得很长,孩子们的身影在金色的光中跳跃。阿普跑过来,递给她一块圆润的白色石头:“这是江边捡的,在水里很久了,所以光滑。它在光下会微微透明,像玉。送给您。”
卿竹阮接过石头,温润的质感,在夕阳下确实呈现半透明的乳白色,内部有细微的纹理。“谢谢阿普。我会把它放在档案馆,和清霁染老师的‘光之宝藏’放在一起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