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特别提到了唐代的离婚法律:“‘和离’在唐代成为正式的法律概念,夫妻双方同意即可离婚,且女性再嫁相对常见。这与社会风气开放、胡汉交融的背景有关。”
讲到宋代,孟予安的语调有了变化:“宋代是女性地位转折的时期。一方面,理学兴起强调‘饿死事小,失节事大’,对女性贞节的要求趋于严格;另一方面,宋代商品经济发达,城市生活繁荣,为女性提供了新的空间。”
她展示了《清明上河图》的局部放大图:“大家看,画中有不少女性形象——开店的女掌柜、购物的女性顾客、游春的女性游人。宋代女性的活动空间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大。”
“明代的情况更为复杂。”孟予安说,“明代前期,马皇后的影响使女性地位有所回升;明代中后期,礼教约束加强,但商品经济和社会流动又创造了新的可能性。我们上周讨论的‘凤冠霞帔’现象,就体现了这种张力。”
每个朝代,孟予安都不仅讲解一般情况,还举出具体的历史人物和案例:汉代的卓文君私奔与当垆卖酒,唐代的鱼玄机作诗与社交,宋代的李清照创作与再嫁,明代的柳如是结社与出版…
“这些女性提醒我们,”孟予安总结第一部分,“历史从来不是单一的叙事。即使在约束最多的时代,也有女性突破限制,创造自己的生命轨迹。”
第二部分,经济参与与生产角色。
“女性一直是社会经济的重要参与者,尽管这种参与常常被历史书写忽略。”孟予安从纺织业讲起,“从汉代的‘女织’到明代的‘江南蚕娘’,纺织几乎是各朝代女性共同参与的生产活动。但每个朝代又有其特点。”
她展示了各朝代的纺织工具和织物样本图片:“汉代纺织以家庭为单位,女性‘日织一匹’是常见要求;唐代出现了规模较大的纺织作坊,有女性工头管理;宋代江南的纺织业高度专业化,女性掌握了复杂的技术;明代更形成了女性主导的生产网络。”
除了纺织,孟予安还讲到其他领域:“唐代女性参与商业经营,文献记载有女性开设酒肆、旅店、当铺;宋代城市中,女性小贩、女艺人、女医者都很常见;明代甚至有女性长途贸易商,随商队往来各地。”
一个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提问:“老师,这些女性经济活动对整体经济有多大贡献?”
“这是一个很好的量化历史问题。”孟予安回答,“虽然缺乏精确统计数据,但学者估计,在明清江南地区,女性纺织业的产值可能占到家庭总收入的30以上。更重要的是,女性经济活动促进了技术传播、市场扩展和社会网络形成。”
第三部分,教育机会与文化创造。
这是孟予安讲得最动情的一部分。“当我们谈论中国古代女性文化时,往往会想到‘才女’传统。但‘才女’只是冰山一角。”她说。
她首先梳理了各朝代的女性教育:“汉代贵族女性有机会接受经学教育,班昭续写《汉书》就是例证;唐代女性教育更开放,有专门的女塾,教授诗文、音乐、书法;宋代私塾教育普及,一些士大夫家庭也教育女儿;明代出现了更多女性教材和闺塾。”
“但教育机会极不平等。”孟予安强调,“能够接受正规教育的,主要是上层女性。大多数平民女性通过口传身教、家庭传承获得知识和技能。”
接着她讲到女性的文化创造:“每个朝代都有杰出的女性创作者。汉代的班昭、蔡文姬;魏晋的谢道韫;唐代的薛涛、鱼玄机;宋代的李清照、朱淑真;明代的柳如是、黄娥…她们的诗文、书画、音乐创作,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宝贵财富。”
孟予安特别播放了一段古琴曲,是据明代女琴家创作的谱子复原的。“但女性的文化创造不限于精英艺术。”她说,“民间女性的口传文学、歌谣、刺绣纹样、织物图案,同样是重要的文化创造。这些创造往往更贴近日常生活,反映普通女性的情感和智慧。”
第四部分,身体与服饰的表达。
这是与“红妆计划”最直接相关的部分。孟予安精心准备了丰富的内容。
“服饰是身体的文化表达,也是社会规范的物质体现。”她开场说,“每个朝代的女性服饰,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审美理想、社会规范和女性地位。”
她从汉代开始:“汉代女性服饰以深衣为主,特点是‘续衽钩边,被体深邃’,体现端庄含蓄的审美。但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素纱禅衣,仅重49克,薄如蝉翼,又展示了汉代纺织工艺的高超和贵族女性对美的追求。”
切换到魏晋时期:“魏晋服饰受玄学影响,追求飘逸洒脱。女性服饰变得宽大,有‘褒衣博带’之风。这不仅是审美变化,也反映了社会动荡中士人阶层对自由的精神追求。”
唐代部分最为华丽。“唐代女性服饰是中国古代服饰史上的高峰。”孟予安展示了一系列唐代壁画、陶俑和绘画,“特点是开放、多样、华美。女着男装、胡服骑射、坦领露胸这些在今天看来都很大胆的着装方式,在唐代并不罕见。”
她特别分析了这种开放性的社会背景:“唐代国力强盛,民族交融,社会自信,这些都为女性服饰的多样化创造了条件。服饰的开放也反映了女性活动空间的扩展。”
宋代则呈现出不同的风貌。“宋代女性服饰转向内敛雅致。”孟予安展示宋画中的女性形象,“褙子、百褶裙、简洁的发饰,体现宋代文人审美的影响。但雅致不等于单调,宋代女性在面料、配色、纹样上极为讲究,发展出高度的精致化审美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