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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79章 养猪场分红（第1页）

年的冬天比往年暖些，腊月二十三的清晨，黄土坡只飘了层薄雪，落在光秃秃的槐树枝上，像撒了把碎糖。队部的土坯房早早生了火，烟囱里冒出的青烟在冷空气中慢慢散开，门口的老槐树上挂着块红布，上面用白漆写着“红旗队养猪场年度分红”，字虽然歪歪扭扭，却透着股掩不住的喜庆——这是红旗队自打办养猪场以来，第一次正经分红，社员们从早上天没亮就开始往队部凑，手里攥着空布兜，脸上满是盼头。

聂红玉和柳氏、小石头一起赶来时，队部院子里已经挤满了人。张大妈正跟李婶凑在一起念叨：“你说今年能分多少工分？我家那口子说了，要是能多分点，就给我扯块布做件新棉袄，去年那件都打了三个补丁了。”李婶手里揣着本养猪场台账，笑着说：“肯定少不了！今年咱们出栏了头猪，换了化肥还剩不少钱，红玉教的成本核算没白学，饲料损耗比去年降了三成，结余肯定多。”

小石头拽着聂红玉的衣角，踮着脚往屋里望：“妈妈，是不是能换糖吃呀？张大妈说分红能换水果糖。”聂红玉笑着掏出块用油纸包着的硬糖——这是上次去公社买《农村经济学》时，赵大爷偷偷塞给她的，说是孙子给的——塞到儿子手里：“先吃这块，等会儿分红了，给你换一大块。”柳氏在旁边笑着拍了拍小石头的头：“就知道吃糖，等会儿换了布，给你做件新罩衫，过年穿。”

没过多久，张云生拿着个蓝布账本从屋里走出来，身后跟着负责记账的王嫂。他清了清嗓子，院子里瞬间安静下来，只有屋檐下的冰棱滴着水，“滴答”声格外清晰：“社员同志们，今天咱们算养猪场的年度账，大家都过来听仔细，有不对的地方随时提！”

王嫂把账本摊在院中的八仙桌上，这张桌子还是去年办养猪场时，社员们凑钱买的，桌面边缘已经磨得亮。她用手指着账本上的数字，声音清亮：“今年咱们养猪场共出栏生猪头，卖给公社食品站得款元；中途买饲料、修圈舍、买煤共支出元；结余元。按公社规定，集体副业结余的o折算工分分给社员，o留作明年扩大规模的资金，算下来可折算工分o个，按全队o个社员平分基础工分后，再按出工多少补差额——”

说到这儿，王嫂抬头看向聂红玉，眼里带着敬佩：“聂红玉同志作为养猪场负责人，全年出工o天，还教会大家成本核算、接生、酵饲料，贡献最大，经队委会商量，额外奖励o个工分，总共分得oo个工分；张大妈、李婶作为饲养员，各分得个工分；其他出工的社员，按天数从o个到o个工分不等……”

话音刚落，院子里就炸开了锅。张大妈高兴得拍着手：“个工分！能换不少东西了！”李大叔挠着头笑：“我这o个工分，够给娃换斤白面，再买包盐了！”角落里的李秀莲低着头，手里攥着个旧布巾——她今年没怎么参与养猪场的活，只分得o个工分，脸上有些挂不住，却没敢多话，毕竟去年私吞布票的事还让社员们记着。

聂红玉站在人群里，心里暖得像揣了个小火炉。oo个工分，在当时可不是小数——按公社的工分兑换标准，o个工分能换斤白面，o个工分能换丈布票，oo个工分正好能换斤白面（留o个工分）、丈布票（用o个工分），剩下的o个工分还能换些红糖和煤油，足够一家人过个好年了。她想起去年刚接手养猪场时，社员们还有些犹豫，现在看着大家的笑脸，突然觉得之前所有的辛苦都值了。

“红玉，你这oo个工分，可是咱们队里最高的！”张云生走过来，手里拿着张工分兑换单，上面盖着队里的红章，“明天就能去公社供销社换物资，布票和白面都有，你要是忙，我让王嫂帮你捎回来。”聂红玉接过兑换单，指尖触到粗糙的纸页，上面的“oo工分”字样用红笔写着，格外醒目：“不用麻烦张队长，我自己去就行，顺便给娘买些红糖。”

当天晚上，柳氏翻来覆去没睡着，坐在炕边借着煤油灯的光，翻着自己的针线笸箩——里面有几团旧线，还有半块去年剩下的蓝布，是之前给小石头做棉袄剩下的。“红玉，明天换了布，我给你做件列宁装，你穿肯定好看。”柳氏的声音里带着期待，“再给石头做件罩衫，蓝色的，耐脏，过年走亲戚也体面。”聂红玉靠在枕头上，看着娘手里的针线，笑着点头：“娘，您看着做就行，我穿啥都好。”

第二天一早，聂红玉揣着工分兑换单，背着个空布兜往公社走。雪后初晴，阳光洒在雪地上，晃得人睁不开眼，路上的雪被踩得结实，走起来“咯吱”响。路过养猪场时，她特意绕进去看了看——李婶正给母猪喂热粥，看到她，笑着喊：“红玉，去换物资啊？换了布赶紧做新衣服，过年穿！”聂红玉挥挥手：“知道啦，等做好了给您看看！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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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社供销社里挤满了人，年底换物资的社员特别多。柜台后的售货员是个姓刘的大姐，穿着件灰色的中山装，胸前别着枚毛主席像章，手里拿着个算盘，“噼里啪啦”响个不停。聂红玉排了半个时辰的队，才轮到她：“刘大姐，我换斤白面，丈布票，再用剩下的工分换半斤红糖。”说着，把兑换单递了过去。

刘大姐接过兑换单，看了一眼，笑着说：“哟，红旗队的聂同志啊！听说你们养猪场今年办得好，分红不少呢！”她一边说，一边从柜台下拿出个粗布口袋，往里面舀白面——雪白的面粉簌簌落在袋里，带着股淡淡的麦香，“这是今年新磨的白面，筋道，蒸馒头最好。”又从抽屉里拿出张蓝色的布票，上面印着“丈”字样，边缘还带着齿纹：“这布票是公社刚到的，能扯纯棉布，暖和。”最后，用个小纸袋装了半斤红糖，递过来：“红糖是云南的，甜得很，给老人孩子泡水喝正好。”

聂红玉接过东西，把白面和红糖放进布兜，布票小心翼翼地揣进贴身的布兜里——这布票在当时可是稀罕物，平时想买块布都得攒好久。她谢过刘大姐，刚要走，就看到张大妈也来了，手里攥着布票，笑着说：“红玉，我也来扯布，给我家那口子做件新褂子！”两人一起往回走，路上聊着做衣服的款式，阳光洒在身上，暖得像春天。

回到家，柳氏早就把案板擦干净了，还烧了锅热水，准备烫面蒸馒头——自从去年冬天吃了次白面馒头，小石头就总念叨，这次换了斤白面，正好蒸一锅，让全家解解馋。聂红玉把布票拿出来，柳氏凑过来，小心翼翼地展开，眼里满是欢喜：“这布票颜色正，咱们去扯块藏青色的布，耐脏，还显好。”小石头也凑过来，指着布票：“奶奶，给我做件带口袋的罩衫，我要装糖！”

腊月二十五那天，柳氏带着聂红玉去公社的裁缝铺扯布。裁缝铺的王师傅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，手艺好，周围几个队的人都找他做衣服。柳氏选了块藏青色的纯棉布，王师傅用软尺给聂红玉量了尺寸：“做列宁装得量肩宽、胸围、衣长，您这身材标准，做出来肯定好看。”又给小石头量了量：“小朋友做件圆领罩衫，再做条裤子，一套正好用半丈布。”最后，给柳氏也量了尺寸：“您做件偏襟的棉袄罩衫，暖和，还方便。”

接下来的几天，柳氏每天都在炕边做衣服。她戴着老花镜，手里拿着针线，一针一线地缝着——先给小石头做罩衫，领口缝了圈浅蓝色的边，口袋上还绣了个小太阳；再给聂红玉做列宁装，扣子用的是黑色的有机玻璃扣，是之前沈廷洲从部队寄回来的；最后给自己做偏襟罩衫，针脚缝得细细的，比买的还整齐。

聂红玉也没闲着，帮着剪线头、熨布——用个铁熨斗，里面装着烧红的炭，在布上轻轻熨过，皱巴巴的布瞬间变得平整。小石头则在旁边捣乱，拿着碎布片叠小船，嘴里还哼着歌：“妈妈的新衣服，红红的，奶奶的新衣服，蓝蓝的……”逗得母女俩都笑了。

腊月二十八那天，衣服终于做好了。柳氏先给小石头穿上罩衫，小家伙蹦蹦跳跳地在院子里转了圈，跑到聂红玉面前：“妈妈，你看我好看吗？”聂红玉笑着点头：“好看，咱们石头穿新衣服最精神了！”又帮柳氏穿上偏襟罩衫，柳氏对着镜子照了照，嘴角忍不住翘起来：“这衣服合身，比我那件旧的好看多了。”最后，聂红玉穿上列宁装，站在镜子前——藏青色的布料衬得她肤色更白，领口的翻领整整齐齐，腰间系着条布带，显得格外精神。柳氏看着她，眼里满是欣慰：“咱们红玉穿这衣服，比城里姑娘还好看！”

当天晚上，聂红玉给沈廷洲写了封信，把分红的事说了，还说做了新衣服，等开春随军时穿给她看。她坐在煤油灯下，笔尖划过纸页，心里满是希望——自从穿越到黄土坡，她从一个被嫌弃的地主成分媳妇，到办起养猪场，赢得社员们的信任，现在又有了新衣服，有了随军的盼头，这一切都是靠自己的双手和知识换来的。

腊月三十那天，红旗队的社员们都穿着新衣服，聚在队部院子里过年。张大妈穿着新做的蓝布褂子，李大叔穿着新棉袄，大家围着篝火，吃着聂红玉家蒸的白面馒头，聊着明年的打算。张云生举着个搪瓷缸，笑着说：“明年咱们养猪场还要扩规模，再办个食品加工组，做红玉说的驴打滚、红薯干，让大家日子过得更好！”社员们都拍手叫好，聂红玉站在人群里，看着大家的笑脸，心里突然觉得，这就是“守家守业守人心”的意义——不仅要让自己的小家过好，还要带着集体的大家一起好，这样的日子，才踏实，才红火。

夜深了，聂红玉抱着小石头，坐在炕边，看着窗外的烟花——公社放的烟花在夜空中炸开，五颜六色的，格外好看。柳氏坐在旁边，缝着沈廷洲的旧袜子，嘴里哼着老调子。聂红玉摸了摸身上的列宁装，又摸了摸贴身的布票，心里满是温暖和期待——等开春随军去了部队，她要带着在黄土坡学到的本事，带着这本《农村经济学》，带着陈教授的小吃名录，继续闯，继续干，把日子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，也不辜负这片黄土坡带给她的成长和信任。

煤油灯的火苗跳动着，映在墙上，也映在聂红玉的眼睛里，那里面藏着对未来的憧憬，藏着一个女人在时代浪潮里，靠实干和坚韧，一步步走向幸福的坚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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