年的暮春,黄土坡的苜蓿长得齐腰深,风一吹,绿浪翻涌,带着股清甜的草香。养猪场的头小猪崽已经长到了o斤,跟着母猪在圈里撒欢,李婶正按聂红玉教的“阶梯喂食法”拌饲料,玉米面里掺了新割的苜蓿,引得猪崽们围着食槽“哼哼”叫,热闹得很。
聂红玉坐在饲料仓库的小板凳上,手里攥着个牛皮纸信封,指尖反复摩挲着信封上的军邮戳——这是沈廷洲昨天寄来的,里面装着o元钱,还有一张折叠的信纸,字迹刚劲,带着军人特有的利落:“红玉,这是我这个月的津贴,你留着给娘买些补身体的,也给石头买块新橡皮。你要是有想买的东西,别省着,我在部队一切都好,勿念。”
信封里的o元钱,用红纸包着,叠得整整齐齐,是当时普通社员半个月的工分收入。柳氏说要给小石头做件新单衣,张大妈说可以买些粗布给养猪场缝饲料袋,可聂红玉的心里,却藏着个更迫切的念头——自从陈教授寄来北京小吃名录,提了轻工业部调研食品加工的事,她就总觉得自己缺了点“理论底子”:改良咸菜、做酵饲料靠的是经验和陈教授的指点,可真要往食品加工上走,怎么算成本、怎么搞规模化、怎么跟政策对接,这些都需要系统的知识,不是光靠琢磨就能行的。
前几天去公社送养猪场台账时,她在供销社的角落看到过一个旧书摊,摆着些泛黄的旧书,其中有本封面磨损的书,隐约能看到“农村经济”几个字。当时她没敢多问——那是个姓赵的老头看摊,据说以前是中学老师,因为“成分问题”被下放到公社,书摊里的书大多是“语录本”和农业技术手册,像“经济”类的书,在当时算是敏感物件,没人敢轻易碰。
可沈廷洲寄来的o元钱,让她又动了心思。她想把那本《农村经济学》买回来,哪怕只是看看里面的成本核算和副业规划,也能帮她理清思路。只是这书不能光明正大地买,更不能光明正大地看——要是被人看到,说她“读资本主义的书”,那之前的努力就全白费了。
“娘,我去公社给您买些红糖,您最近总头晕,喝点红糖水好。”聂红玉把钱揣进贴身的布兜里,又找了个旧布包,里面装着要送的台账,“顺便去看看王嫂,她上次说台账本快用完了,我给她带几本新的。”
柳氏点点头,从灶台上拿起个粗瓷碗:“早去早回,路上小心。给我买半斤红糖就行,别买多了,省着点用。”小石头跑过来,拽着聂红玉的衣角:“妈妈,我要跟你去!我想看看公社的拖拉机。”聂红玉笑着摸了摸儿子的头:“下次带你去,今天妈妈要办事,很快就回来。”
从黄土坡到公社,要走一个时辰的土路。聂红玉走得很快,布兜里的台账本硌着腰,却没觉得不舒服——她满脑子都是那本《农村经济学》,不知道还在不在,也不知道要多少钱。路过村西的饲料地时,李大叔正带着社员割苜蓿,看到她,笑着喊:“红玉,去公社啊?要是路过供销社,帮我问问有没有镰刀,我家的镰刀钝了,磨不好。”聂红玉答应着,脚步却没停,心里的念头越来越迫切。
公社的街道比村里热闹,供销社门口挂着“支援农业生产”的红布条,几个社员正围着买化肥。聂红玉先去公社办公室交了台账,又给王嫂送了新的台账本,才绕到供销社后面的小巷——那个旧书摊就摆在巷口的老槐树下,姓赵的老头戴着顶旧草帽,正坐在小马扎上看一本泛黄的书。
“赵大爷,您这有语录本吗?我想买本给孩子读。”聂红玉走到摊前,故意提高声音,眼睛却快扫过摊上的书——在摊角的阴影里,那本《农村经济学》还在,封面用旧报纸包着,只露出个书脊,上面的字被墨迹盖了些,不仔细看根本认不出来。
赵大爷抬起头,看了聂红玉一眼,眼神里带着点打量,又低下头翻书:“语录本有,新的旧的都有,你要哪种?”他一边说,一边用脚轻轻碰了碰摊角的那本书,声音压得很低:“那本是‘农业手册’,你要是想看看,也能拿,元钱。”
聂红玉心里一紧——元钱可不是小数,够买o斤玉米面了。可她咬了咬牙,从布兜里掏出元钱,放在摊面上,又故意拿起一本新的语录本,盖在钱上:“我要这本语录本,再要您说的‘农业手册’,您帮我包在一起,别让人看见。”
赵大爷会意,飞快地把《农村经济学》放进旧布包里,外面裹上语录本的封皮,又用绳子捆好,递给聂红玉:“这‘手册’里有不少种庄稼的法子,你好好看,别弄丢了。”聂红玉接过布包,紧紧抱在怀里,像抱着个宝贝,转身就往回走,心跳得飞快,生怕被人拦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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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到家时,柳氏正在院子里晒衣服,看到她怀里的布包,笑着问:“红糖买回来了?怎么抱这么紧,是给石头买的橡皮吗?”聂红玉赶紧把布包放进屋里的木箱里,锁上,才松了口气:“红糖在布兜里,我还买了本语录本,给石头读。”她没敢说买了《农村经济学》——柳氏思想传统,要是知道她买“敏感书”,肯定会担心。
当天晚上,等柳氏和小石头睡熟了,聂红玉悄悄从木箱里拿出布包,坐在炕边,点上煤油灯。灯芯调得很小,昏黄的光只够照亮身前的一小块地方,她小心翼翼地拆开布包——里面的《农村经济学》封面是深蓝色的,已经磨损得厉害,扉页上写着“年版”,里面的纸页泛黄,还有些地方用铅笔做了批注,显然是之前的读者留下的。
她翻到“农村副业经营”那章,里面写着“副业与主业的互补性”“成本核算的基本方法”“规模化经营的前提条件”,每一个字都像带着光,让她眼前一亮。比如里面提到“副业成本=原材料成本+人工成本+损耗成本”,这比她之前只算原材料成本更全面;还有“规模化经营需先建立稳定的原材料供应渠道”,这让她想起黄土坡的粗粮——玉米、红薯、芥菜,这些都是食品加工的好原材料,要是能和社员们约定,统一收购,就能解决原材料问题。
她拿出个旧笔记本,是陈教授之前用过的,纸页已经不多了,她用铅笔在上面抄着关键句子,字迹很小,生怕浪费纸。抄到“食品加工的市场对接”时,她想起陈教授说的轻工业部调研,心里突然有了方向:要是能把黄土坡的粗粮加工成小吃,先供给公社食堂,再对接县城的供销社,慢慢打开市场,这就是一条可行的路。
“妈妈,你在干嘛?”小石头揉着眼睛从炕上坐起来,头乱糟糟的,“灯怎么亮着?”聂红玉赶紧把书合上,藏在身后,又把笔记本放进枕头底下:“妈妈在看语录本,你快睡,明天还要去养猪场看小猪崽呢。”小石头点点头,又躺下睡着了,嘴里还嘟囔着“小猪崽……”
聂红玉等儿子睡熟了,才又把书拿出来,继续看。煤油灯的火苗跳动着,映在她的脸上,她看得入了迷,连窗外的鸡叫都没听见。直到柳氏醒了,咳嗽了一声,她才赶紧把书藏进木箱里,吹灭煤油灯,假装睡着——她怕柳氏担心,更怕老人不懂,反而吓着。
接下来的几天,聂红玉每天晚上都等家人睡熟了,才偷偷起来看书、抄笔记。她把《农村经济学》里的内容和自己的实践结合起来,在笔记本上写着“养猪场成本优化方案”:“原材料成本可通过与社员约定种植苜蓿降低,人工成本可通过‘工分置换’(社员出工喂猪,换秋收的粮食)降低,损耗成本可通过改进饲料储存方法(用陶缸密封,防止霉)降低。”还写了“食品加工初步计划”:“第一步:用玉米面做驴打滚,供给公社食堂;第二步:用红薯做红薯干,对接县城供销社;第三步:用芥菜做五香咸菜干,尝试外销。”
有天晚上,她正抄着“规模化经营”的内容,柳氏突然醒了,问:“红玉,你怎么还没睡?是不是哪里不舒服?”聂红玉赶紧把书藏好,笑着说:“娘,我没事,就是有点失眠,看会儿语录本安神。”柳氏没多问,只是说:“别看得太晚,伤眼睛,明天还要去养猪场呢。”从那以后,柳氏每天晚上都会给她留一盏煤油灯,灯芯调得很小,放在炕边的小桌上,聂红玉知道,老人是在默默支持她,虽然不知道她看的是什么书。
一周后,聂红玉把抄好的笔记整理好,藏在陈教授的笔记复印件里,一起放进木箱的最底层。她把《农村经济学》重新用语录本的封皮包好,放进布兜里,偶尔在去养猪场的路上,趁没人的时候翻几页。有次遇到张大妈,张大妈看到她手里的“语录本”,笑着说:“红玉,你真是好学,还在看语录本,以后石头肯定也爱读书。”聂红玉笑着点头,心里却满是感激——要不是赵大爷帮忙伪装,要不是柳氏默默支持,她根本没办法安心学这些知识。
这天下午,聂红玉带着抄好的“养猪场成本优化方案”去找李婶,把方案给她看:“咱们可以跟社员约定,让他们在自家的地里种些苜蓿,咱们按每斤分钱收购,这样既能降低饲料成本,又能给社员增加收入。”李婶看着方案,眼睛一亮:“这法子好!我家那二亩地,种苜蓿正合适,我回去跟社员们说说,肯定有人愿意种。”
晚上,聂红玉坐在煤油灯下,又翻开《农村经济学》,翻到“政策与经济的关系”那章,里面写着“政策是经济展的导向,需密切关注政策变化,及时调整经营方向”。她想起陈教授说的轻工业部调研,想起沈廷洲说的随军后的生活,心里越来越踏实——她知道,这些知识不是白学的,它们会成为她未来的“武器”,帮她在食品加工的路上走得更稳、更远。
柳氏端着碗热粥走进来,放在炕边的小桌上:“快喝点粥,凉了就不好喝了。你最近总熬夜,脸色都不好,别太累了。”聂红玉接过粥,喝了一口,暖意在心里蔓延开来。她看着窗外的月光,听着柳氏的呼吸声,手里握着那本《农村经济学》,突然觉得,不管未来有多少困难,只要有这些知识,有家人的支持,她就能克服一切——她要带着这些储备的知识,去部队,去开启新的生活,去实现陈教授说的“让粗粮细作走出黄土坡”的愿望。
煤油灯的火苗跳动着,映在《农村经济学》的封面上,也映在聂红玉的眼睛里,那里面藏着光,藏着希望,藏着一个女人在时代浪潮里,靠知识和实干,一步步走向更好未来的坚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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